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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25-05-21 15:24 点击次数：184
引言
蒙元初期，华北汉人世侯群体的崛起与消亡，是观察13世纪中国社会结构嬗变的重要窗口。相较于真定史氏、保定张氏等世侯家族，东平严氏（以严实、严忠济父子为核心）的兴衰更具典型意义。该家族自1218年归附蒙古，至1274年严忠范兵败襄阳被罢职，纵横政坛半个多世纪，其军政实践与家族命运，深刻揭示了汉人世侯在蒙古统治下的生存逻辑。本文以《元史》《元文类》及元代碑刻为据，试析严氏家族的权力经营策略。
一、乱世抉择：军事投效与地方治理的双重根基严氏家族的崛起始于金末战乱。1218年，严实以彰德府“义军”统帅身份归附木华黎，这一抉择并非单纯军事投机。《元好问全集·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记载，严实归降时“献大名、彰德等五州户三十万”，其政治资本源于对河北、山东交界地带军事资源的整合。蒙古统治者授予其“东平路行军万户”职衔，本质是以汉制汉的权宜之策。
严实治理东平期间（1220-1240），采取“保境安民”策略：一方面维持蒙古要求的“五户丝”赋税制度，另一方面通过招抚流亡、复建州县恢复生产。《元史·严实传》称其辖境“仓廪充积，田野尽辟”，这种经济基础使其在1236年“画境之制”中保住了五十四城的行政版图，远超其他汉人世侯。
二、权力博弈：从世袭特权到官僚化的转型严氏家族的政治危机始于第二代严忠济。1259年忽必烈继位后推行中央集权，汉人世侯面临“罢世侯、行迁转法”的压力。严忠济在1261年遭弹劾“淫刑暴敛”，《牧庵集·中书左丞李公家庙碑》揭露其“私铸钱币、擅调戍兵”等罪状。这实为蒙古贵族与汉人世侯矛盾的爆发——严氏在东平六十年的世袭统治，已威胁到蒙古的“家产制”国家理念。
严氏应对危机的方式极具代表性：1262年李璮之乱后，严忠济弟严忠嗣主动“纳质献地”，将东平军权移交蒙古将领。但严氏并未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转而通过科举入仕维系影响力。严实孙严度于1315年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完成了从军事豪强到官僚士族的转型。
三、文化资本：儒学庇护与家族记忆的重构严氏家族深知文化资本对政治存续的重要性。严实在东平创办府学，礼聘元好问、王磐等名儒，形成“东平学派”。《元朝名臣事略·平章宋公事略》记载，严氏幕府曾聚集儒士四百余人，为元初输送了徐世隆、孟祺等重臣。这种文化投资在1286年收获回报：忽必烈为彰显文治，特命严忠济之子严忠范重修曲阜孔庙，使严氏获得“儒学庇护者”的象征身份。
家族碑刻的塑造更耐人寻味。今存《严实神道碑》刻意强调其“保全生民”之功，却隐去屠城济南的史实（《元史·太祖本纪》载1226年严实“攻拔济南，大纵屠戮”）。这种历史记忆的重构，反映出汉人世侯在元中期试图融入儒家道统的努力。
四、军事遗产：私兵部曲制度的瓦解严氏赖以生存的“世侯军”体系，最终成为其衰落的关键。据《元史·兵志》统计，严氏鼎盛时拥私兵七万余，采用“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部曲制。这种武装在灭金伐宋时不可或缺，但随着1273年襄阳战役结束，元廷开始大规模“签军”。《至正条格》残卷显示，1275年元廷将东平军户分隶三十余卫所，严氏彻底丧失军事根基。
值得玩味的是，严忠范1274年兵败被贬后，其子严度却通过科举重返中枢。这种文武分途的生存策略，恰是汉人世侯在蒙元政治生态中适应性进化的缩影。
结语东平严氏的百年沉浮，构成蒙元政权下汉人世侯命运的完整样本：初期凭借军事投效获得自治权，鼎盛期通过文化经营积累政治资本，最终在中央集权过程中被迫转型。相较于真定史氏“功成身退”的圆满结局，严氏家族更真实地展现了汉人世侯群体在制度变革中的挣扎与调适。其军政实践既延续了唐宋以来地方精英的传统，又预演了明清士绅官僚的生存模式，堪称中国中古社会转型的活体标本。
（本文考据主要来源：《元史》《元文类》《元好问全集》《牧庵集》《至正条格》残卷及东平严氏碑刻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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